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刘承源盛谷策略
金秋十月，仲秋时节，桂花香气氤氲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中。在气候冷热不定的秋日，成都平原却迎来了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清晨时分，当阳光透过天井洒落在宁静的院落，院中缥缈的雾气还未散去，但这座坐落于成都闹市区的古老祠堂，却已经被到访者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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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修缮重焕新生的邱家祠
推开厚重的大门，邱家祠堂的面貌便缓缓呈现在眼前：泛着岁月痕迹的青石板，随处可见精美的雕花池壁，依旧华丽璀璨的“子孙千亿”金漆横梁……循着白玉川的指引和讲述，这座始建于清同治七年的邱家祠堂，数十年来藏于历史的褶皱中，湮没于市井的喧嚣里，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的过程中，终于洗去岁月的尘埃，被认定为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
“在‘四普’工作中，我亲眼见证了很多文物被发现、被认定、被重视，我感到振奋又荣幸。”漫步于邱家祠的院落中，站立在明蜀端王陵的墓室前，成都市“四普”业务指导组副组长白玉川，向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近两年的奇妙时光。在他所历经的故事里，散落在广阔大地的珍贵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传承。
白玉川在邱家祠中
一座承载百年记忆的祠堂盛谷策略
如何从遗珠蒙尘到恢复原貌？
秋日的早上，城市还未喧嚣之时，位于成都市中心的龙王庙正街，市井长巷里已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热气腾腾的早餐店、行色匆忙的上班族、悠闲散步的老人……当来往行人从邱家祠前经过，这座古朴宁静的祠堂，已在此处伫立了150余年的时光。
“邱家祠，是成都中心城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祠堂建筑群，为研究成都古代城市发展、建筑格局提供了资料。”抚摸着祠堂中石狮子凹凸不平的纹理，白玉川将这处建筑的历史缓缓道来。这座始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的祠堂，为“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移民至成都的邱氏家族所建，是坐东北朝西南的四合院，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为三进院落。
邱家祠中的金漆横梁
青砖黛瓦，庭院幽深，步入祠堂中，只见阳光从静谧的天井中落入，雕花的撑弓纹饰仍在，屋檐下的吊瓜古韵犹存。可初被发现时的邱家祠，远不是如今的景象，被层层包裹和改建的它，若不是文物工作者的细心端详、仔细观察，早已看不出是一处清代的古建筑。
“邱家祠的位置，原来是个城中村。当时祠堂里住了38位住户，长期的不当改建和生产生活活动，对文物建筑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坏，我们当时是完全看不到这个文物的原貌的。”譬如白玉川所抚摸的石狮子本是柱础，却被埋在了水泥地下，只露出一点痕迹，更别说支撑房屋的柱子、横梁，都被当时的住户用隔板等建筑材料挡了起来。
走到祠堂的深处盛谷策略，白玉川手指着墙上一块块刻字的木板说道，这应是邱氏家族的家训。只是这些家训在当时，被拆下来当作家具在使用。所幸后来在修缮的过程中，在废墟里面找到了这些珍贵的遗存。如今，在修缮完成的邱家祠中，满是岁月痕迹的家训，终于被摆放在了曾经的位置中。
据白玉川介绍，邱家祠的修缮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的原则，充分保留祠堂古建筑老院落的整体格局、建筑形态、原有风貌，进行修缮性恢复、主体加固，并恢复内装风格。有趣的是，漫步祠堂中，细心观看脚下走过的青石板，会发现有两处地点特地用玻璃地板覆盖，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此处的地面与周围正常的地面形成了数十公分落差。
“随着城市发展，地平面是在不断抬高的。邱家祠作为清代的建筑，比周围的建筑矮了几十公分，这样就会出现排水不畅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对建筑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将建筑整体往上提升了几十公分。大家看到那两处玻璃地板时，就能知道邱家祠原来所处的位置，这也是我们的精心设计。”
从预保护机制到“容积率”奖励政策
见证不可移动文物命运的扭转
从邱家祠中走出，循着这条小巷一路走去，会发现紧邻着邱家祠的建筑，却是一派破败残垣的景象。无人的房屋中，墙头挂着“早点”二字的招牌破损不堪，墙壁被烟火熏出黢黑的油烟。现场，只有当成都市锦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文物管理所所长包绍远举起手指提醒记者仔细观看时，才能从建筑隐秘的角落中看到雕花的撑弓与吊瓜，显示出这里应是一片古建筑群，正在废墟中等待被“唤醒”。
在白玉川的描述中，这些古老的建筑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得益于成都市建立了预保护工作机制。“预保护工作机制在发现文物点后立即启动，通过向当地人民政府发函的形式，明确这些点位符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认定的标准，并要求给予保护。”倘若不是这套机制，眼前的邱家祠及其周边的建筑，也许随着城市的拆迁消失在岁月的尘土中。
其实，不只是预保护工作机制在“四普”中发力，站在明蜀端王陵的墓室中，白玉川端详着石壁上“双凤朝阳”的浮雕，说起了这一座明代蜀王陵墓如何在锦官城中缓缓现身。
端王陵地宫中的墓葬龙纹浮雕
明代蜀王，数百年扎根蜀地，子子孙孙相传，延续了十世十三王。如今，在成都平原之上，已有五位明代蜀王的陵墓经过了考古发掘，其中包括僖王陵、昭王陵等。随着“四普”工作的进行，在寸土寸金的锦江区，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对某一建设项目所在区域进行考古勘探时，发现了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筑遗存。
“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中心城区有大量文物建筑和考古遗址。”白玉川说道，因为该遗址占地面积约为52亩，土地起拍价原计划为4000万一亩，这导致财政土地出让收入至少损失21亿元。但这时，“容积率”奖励政策的出台，解决了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
2024年3月，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以城市更新方式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实施意见》，出台国内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容积率”奖励政策，政策规定“在满足安全、城市设计容量、风貌管控要求下，规划确定保留的文保单位、文物建筑、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建筑不计入容积率、不计入建设密度”。
“锦江区通过整体出让的方式，将遗址范围内的建设指标平移到周边区域，实现了‘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城市建设’的目的。”白玉川表示，“容积率”奖励政策极大提升了地方政府、建设单位主动保护文物的积极性。
明蜀端王陵（局部）
如今，在明蜀端王陵的考古工地中，技工们正忙碌地清理土层，端王陵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而经过修缮重焕新生的邱家祠，这座百年祠堂终于恢复原来的面貌，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更显静谧，静待开放后再次与人们相遇。
“今年，是我从事文物工作的第十年，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文物普查。”白玉川说，从明蜀端王陵到邱家祠，再到蔡桥、湔江堰……在“四普”中，他与一处处不可移动文物相遇，也见证它们的命运发生改变。“在‘四普’工作中，我们不仅完成了摸清文物家底的任务，还亲眼见证了许多文物被发现、被保护的过程。这更加坚定了我扎根文物事业，‘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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